一套手写教材，见证了仁怀教育的演进。

近日，酱香仁怀编辑部在三合镇安居村“乡愁馆”，见到一批手写教材。这些教材，出自三合镇两岔村已故雷光金老先生之手。翻看着一页页教材，仿佛看到了雷光金挑灯书写的场面。

手写教材

雷光金（1918—2019年），三合镇两岔村人，自幼入私塾，后在仁怀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毕业。毕业后，先后辗转于两岔、丫口坝、三合等小学授教，一直到1949年才结束了其教师生涯。

雷光金儿子雷照玉，今年72岁，现住两岔村。据他介绍，父亲在仁怀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毕业后，便连续当了九年的乡村教师。

▲雷光金（前排左一）生前与家人的合影

 

雷光金就读过的仁怀县立简易师范学校，是仁怀的第一所师范学校，创办于民国十九年（1930年），这也是仁怀师范教育的开始。

在这里，雷光金接受了新知识、新思想。毕业时他放弃了可以为官的机会，义无反顾选择返回家乡，决定在家乡开展教学，希望以自己所学知识来改变大山深处孩子的命运。

怎奈，农村教育资源匮乏，甚至找不到教材。于是，雷光金便为每一学生每人手写一套。教材内容丰富多彩，不仅有国文、地理、历史，还有植物、自然等科目。

手写教材

雷光金去世后，儿子雷照玉仍悉心保存着父亲当年亲手书写的部分教材和备课笔记，其中，还有一年级的英语、数学、自然等。

雷光金当老师时，学生多的时候，一个班大约就十几个，少的时候就几个。虽然如此，但他还是兢兢业业做好教师的职责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艰难时代，小学教师的工资低微，教师生活十分贫苦，有时候就几块钱，或是只发几十斤大米，甚至有时候什么都没有。

新中国成立前，经济状况十分糟糕，为了一家人的生计，雷光金无奈退出教师行业，在家务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政府重视教育，在乡、村都办了学校，并派专业老师进行授课。而雷光金则在家养蚕、务农，操持一家生活。

雷光金虽没有继续教书，但闲暇之时，还是利用自己的所学知识，为村里做一些文字类工作，有时碰上邻里乡亲的红白喜事，免费为他们书写对联等。雷光金一直保持着学习的好习惯，喜欢读书看报看新闻，直至晚年。受这种好习惯的熏陶，雷照玉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。后来，雷光金的其中两个孙子也当上了人民教师。

雷照玉

 

雷照玉说，印象中，父亲不论是对他人、对学生，还是对子女的教育，他都是言传身教、以身作则。雷光金桃李满天下，他的学生，从政经商的也占不少。

“父亲教了九年书，也不知道他手写过多少本教材。今天，这些老教材，是雷家的宝贝，也是我们家家风传承的见证。”雷照玉说。

雷光金手写教材的故事，只是教育史上的一个缩影，也是仁怀教育事业发展前行的见证。

旧时，科举结果是反映地方的文化教育水平的标志。但历史上，由于诸多原因，即便是其时属于四川管辖的播州（今遵义大部），也是在南宋末期由播州土司杨价奏请朝廷后，方得恩准“岁贡士三人”。之后，便有了“破荒冉家”。

▲英语教材

 

清雍正六年前，遵义属四川管辖，考生皆赴川参考。行政区域调整至贵州后，方在黔参考。在冉从周“破荒”后，播州的文化教育也逐步上升。《遵义府志》载，清乾隆四十一年仁怀厅学额为“进六人，廪生十六名，增生十六名，二年一贡”。科举制度之下，仁怀一共产生了270多位科举人物。

而在这时期，仁怀各界对教育的重视度愈发提高，不仅县办县学，乡办乡学，有的家族还利用祠堂等，兴办私塾、族学，收教四乡八里和族内子弟学习。比如现有的茅坝潘家寨“花县祠”，就是当年开办过族学的场所。

老教材

 

清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，河南的潘姓家族几经辗转后来到仁怀来后，修建了“花县祠”。早期潘家“花县祠”除了作为潘氏春祀秋祭场所，还被用作族学之地，用以教化族内子弟，由文化人向族内子弟传授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等。

民国时期，尽管战事吃紧，一些官员还是把教育放在心上。如曾任仁怀县县知事覃光銮，于民国六年初，任仁怀县县知事，在任期内，他兴学育才，热心教育，经常去学堂视察。认真考核办学成绩，调阅学生试卷，集合全体师生讲话，勉励教好学好。成绩优良的学生，外出升学，若家中经济有困难，都会给予专款资助。例如罗次启在北京进农大，周丕成在成都进师范学堂，每年由县里资助他们一百元大洋。

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。从口耳相传的史前时代，到诸子百家的传业授徒，再到科举取士，现代教育，教育促进了地方的繁荣，汇聚了文明的河流，积聚了智慧的光明，使人类走到今天。

新中国成立至今，仁怀的教育事业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教育事业始终是每年的人代会上的重要议题。而在家庭中，对下一代教育的关注，更是每位家长的心头大事。在这种关注和氛围下，诸如新田村这样的“大学生村”，层出不穷。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年轻一代，又成为建设仁怀的新力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