『仁怀物种』有种高粱“很仁怀”

来源：未知发布时间： 2024-09-06 作者: 管理员

高粱，是一种古老的农作物，因为可以饱腹而得到广泛种植。今天，尽管高粱极少被用来充饥，但人们仍在不断探索、研究，甚至将种子送上太空，以期获得品质更好、产量更高、抗病害能力的高粱品种，满足不同用途。

长期以来，关于高粱的原产地，“舶来说”与“本土说”讨论激烈。支持“舶来说”者认为，高粱的原产地在非洲，是漂洋过海而来，大致路线是先传播到印度，再从印度传入中国，理由是全球确定的31个栽培种高粱，有28个来自非洲。158个变种高粱，仅有4个来自非洲以外的地方。此外，中国古籍中的农作物名称，最初并没有“高粱”。

支持“本土说”的人们，拿出考古证据：上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，考古学家在山西省、河南、陕西等地的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遗址中，先后发现炭化的高粱，表明高粱是中国古老农作物之一，栽培史可追溯的4000至5000年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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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古籍中没有“高粱”作为农作物的记载，可能是农作物在不同时期、不同地方的名称不一致。比如，现在菜市场里的茭白，在湖南、江西等地称“高笋”；贵州、四川、重庆等地的“棚瓜”，书面上叫“佛手瓜”；还有“空心莲子草”，日常称“水花生”等等。

具体到高粱，也存在同样情况。比如，《诗经·莆田》中，“黍稷薿薿”，即指“密密麻麻的小米和高粱”。同一文中，“黍稷稻梁”中的“梁”，并不是说高粱，而是指“屋顶和桥梁”。查文献可知，从商周开始，高粱的名称一直在发生变化，如在商周，高粱可能被称为“柜”或“黑黍”。后来，又有“木稷”、“芦栗”、“芦檫”、狄梁“等名称。

而且，关于高粱的名称，南北称谓也大不同。在北方，它曾被称为“秫”，同时期的南方或西南，它又称为“蜀黍”或“葛黍”。以“蜀黍”代表高粱，最晚始见于元朝。元代《王祯农书》记载：“蜀黍，蜀秫，春月种，不宜用下地。茎高丈余，穗大如帚，其粒黑如漆，如蛤眼。熟时收割成束，攒而立之。其子作米可食，余及牛、马，又可济荒。其梢可作洗帚，秸秆可以织箔、夹篱……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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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可见，文中所述“蜀黍”就是现代意义的高粱。明代农学家王象晋的《群芳谱》说，“蜀黍”，是因种在蜀地而命名。元代王桢《农书·蜀黍》说，“蜀黍以种来自蜀，形似黍，故有诸名”。

“蜀”，即今天的四川。一些资料认为，高粱栽培是由“蜀”开始，逐渐向其他地区发展。目力所限，笔者无法深入探究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与众不同的“蜀黍”，产量低，野性十足，表现与北方的“秫”完全不同。

仁怀属于“蜀地”的时间很长，至清雍正五年（1727年），才随遵义府划归贵州管辖。仁怀地界上，高粱品种众多，迄今已采集到的野生高粱品种有300多个（贵州茅台集团已收集赤水河流域高粱种质资源1000余份），其中植株最高的野生高粱有5.7米。这些高粱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，从干热的河谷，到上千米海拔的山地，无论肥田沃土，还是石夹缝中，都能健康成长。并且，为了生存和繁衍，它们还在不断进化自己，与生长环境相适应，由此形成了庞大家族。

因茅台酒采用而闻名红缨子糯高粱，是仁怀高粱物竞天择的优秀代表。它的父母，是牛尾砣和小红缨子高粱，生长于仁怀北部山区，因偶然条件产生了自然杂交，引发内部变化，产生出抗倒伏、抗病害能力更强、产量更高的红缨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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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在过去，碍于植物分类能力，人们只能将这些品质优秀的高粱，统称为“蜀黍”，后来也统称为“高粱”。直到近现代，人们科学总结了植物特征，制定照植物分类规律，结合标本特征等因素，对不同地区、不同品种的高粱，进行逐一命名。

产自仁怀的高粱，是典型的糯高粱，但又不完全属于广义上“蜀黍”。贵州茅台集团的科研人员总结认为，粒小皮厚坚实的仁怀糯高粱，具有“八高一低一适中”的特性：即淀粉含量高、酚类物质含量高、油脂含量高、单宁含量适中、支链淀粉丰占比高、结晶度高、糊化度高、热焓值高、长支链占比高，淀粉回升值低，单宁含量适中。

研究还发现，仁怀糯高粱的特性，在仁怀特定的水土环境、气候条件下，发挥得尤为完美。因此，它被命名为“仁怀糯高粱”，纳入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，并划定了保护范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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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粱的用途广泛，除作为粮食，还用于医药、酿酒和饲料。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认为，“蜀黍”可以“止霍乱”、“利小便”等。同时期，明朝廷发动各地广种高粱，用它的秸秆筑坝、修堤，高粱除用于饲养马匹等牲口外，被用酿酒。

但高粱最精彩的呈现，还是在酿酒业上，仁怀及仁怀糯高粱表现尤为突出。

高粱最早被用于酿酒的历史，是汉·许慎《说文解字·巾部》所载：“古者少康箕帚、秫酒”，也就是“杜康酿酒”传说。不过，“杜康酿酒”也因杜康本身而存疑，目前关于他的生活年代，有两种主流说法：一说他可能是黄帝时期，是管理粮食的官员，后来成为夏朝的国君，一说他是战国时期的人。

有很多文章认为，酒业发达的宋元时期，高粱可能成为酿酒的原料之一，但多是推测，或根据传说而来，未见精准文字记载。我们认为，可信的记录，应为明代徐光启《农政全书·种植》的记载：“蜀黍，一名高粱……米有两种，粘者可和糯秫酿酒作饵。不粘者可作糕、煮粥，可济饥，亦可养畜。”以及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·谷部》载：“蜀黍，俗名蜀秫、芦穄、高粱，不甚经见……有二种：粘者可和糯秫酿酒作饵，不粘者可以作糕煮粥……其谷壳浸水色红，可以红酒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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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怀以糯高粱酿酒较早记载，应为明末兵部尚书朱燮元有关平定奢安之乱的奏疏。彼时，其部下率军平奢，在今天仁怀茅坝等地区遭围困，粮草几断，军士被迫以高粱充饥。他在奏疏中说，高粱是军中马料，当地人有的用于酿酒。

朱燮元这一描述，还原明末仁怀社会状况的同时，也为我们今天研究不同时期农作物用途变化，以及仁怀酱香型白酒的发展，提供了可信的史料。

不过，仁怀糯高粱产量低的特征，在很长时间里，都是制约它大面积推广种植的“硬伤”，尤其是在仁怀这种山多地少的山地环境，人们出于生存的需要，会把有限的土地资源，首先用于产量高的农作物种植，以保障食物供给。《仁怀县志》记载，清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播种高粱8000亩，产量212.5吨，平均亩产26.5公斤；1988年，在为解决茅台酒生产原料供应，国家指导开展科技攻关条件下，仁怀平均亩产也仅有74.5公斤，每公斤价格仅0.3元左右。产量低、价格低，直到上世纪80年代，人们种植高粱的欲望并不强。也仅在怀北贫瘠山地上种植，而土地相对平坦、肥沃的怀南地区，虽有个别种植，也主要是为了满足用高粱穗扎扫帚之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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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，仁怀酒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，对高粱的需求愈发旺盛。为破解这个难题，仁怀启动了高粱种植南扩，结合农业产业机构调整、特色农产品销售、科技兴农等，制定了系列政策。现在仍在全国大范围推行并作为主流模式的“订单农业”，在仁怀开始实施，促使当年高粱价格提升到每公斤1元左右，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。同时，以选育高品质、高产量高粱种子的工作全面铺开，几乎所有的镇乡农技站都被赋予寻找优秀高粱品种植株的任务。

仁怀市农业农村局高粱专家雷文权参与了仁怀高粱种植南扩。他回忆说，为了证明怀南地区适合种高粱，也为了寻找到优异植株，高粱抽穗扬花开始，他和同事每天下午从城区出发，坐一个多小时公共汽车，到位于鲁班的试验地里，打着手电筒观察高粱扬花授粉情况，第二天清晨再赶回单位，继续干其他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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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技人员们的辛勤付出，得到丰厚回报：持续努力，寻找到一批优异植株素材，多形式培育后形成了以红缨子、红珍珠、台糯等10多个优良品种。其中，最具代表性的红缨子，自2003年以来，在全国播种面积超过3000万亩，为农民带来超过100亿元的收入。科技加持的仁怀高粱，亩产量从90年代初期的100公斤左右，逐步增长，目前平均亩产400公斤，个别地块达到了600公斤。同时，绿色、有机种植的仁怀糯高粱，从源头为提升高粱品质打下基础，使得贵州茅台集团订单收购的有机高粱价格，每公斤达到11.2元，被誉为“全球最贵的高粱”。

现在，仁怀糯高粱一头连着农户，一头连着酒企，同时连着服务业，成为富民强企兴业的重要产业。红红火火的高粱产业，也持续升温着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传承，仁怀市挖掘整理的高粱归仓仪式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已成为仁怀酒文化的重要IP之一，丰富着中国白酒的内化内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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