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赤水河边的葫市集镇出发，翻过大山，是习水河边的官渡镇。明末及至民国初期，官渡均属仁怀县赤水里管辖。民国五年（1916年）起，至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为习水县城所在。

“官渡”之名，始于南宋端平时期。据称，时袁世盟平南至此，渡兵渔湾，“官渡”由此得名，后渐繁荣为市。穿镇而过的习水河，将官渡集镇一分为二，左岸是老街，右岸是新建的。

“清慎勤廉”碑，位于左岸老街，以红色砂岩镌刻，高2.1米，宽1.3米，正中刻“清慎勤廉”，左刻“邑贤侯吴大老爷”，右刻“光绪五年岁次己卯桐月吉日赤水里官渡□士□立”。

该地，小地名羊马溪，为官渡老街街面。清代至民国时期，官渡商贸繁荣，聚集了不少贩运盐酒、布匹、山货的客商，形成谢、廖、袁、穆等外来大姓家族。现存于集镇的“万寿宫”，为当年江西会馆，是集镇繁华的见证。

碑刻旁的介绍说，光绪年间，吴县令在官渡塘剿匪平乱安民，后留守，见街道泥泞不堪，便出资、募捐整修羊马溪街面，鼓励流动商贾定居经商。吴县令年老辞职回乡，盘缠不够，街坊得知，募捐银两给他做路费，但他坚持不收。临走时，街坊挨家挨户在门前设香案，焚香燃烛，案桌上放一面镜子和一碗清水，表示吴县令清如水、明如镜。后来，人们在街上刻此碑纪念吴县令。

这个介绍，源于当地群众传说。而关于“官渡塘”地名，据称与该地曾为塘汛之一有关。但我们查找了仁怀、习水、赤水三地县志，以及更早的《仁怀直隶厅志》和光绪《续修仁怀厅志》等，并请教流域内部分文史专家，也未能找到与之相关的记载。

那么，这个“吴县令”又是谁？综合文献和行政区划调整历史，我们认为“邑贤侯吴大老爷”，应为时任仁怀县知县吴光銮。理由是：民国五年（1916年）之前，官渡一直隶属仁怀县管辖，也没有作为县治的历史。

吴光銮，今重庆市綦江区人，其父吴泽棠是清代举人，为綦江知名文士。吴光銮年幼时，就读其父等綦江文人修建的芙蓉书院，获监生身份。后先后任仁怀知县、贵州八寨厅同知、思南知府等职。

光绪四年（1878年）至光绪五年（1879年），吴光銮任仁怀县知县。这段时期，咸同之乱平息，但保路运动等所引发的动荡，与咸同之乱后的恢复期交织，使得仁怀县面临着新的挑战。不过，该时期国内大范围自然灾害（史称“丁戊奇荒”）所导致的人口迁徙等，也给仁怀县人口增长、土地开发等带来机遇，大量由四川等地逃难的群众，以及由其他地方而来的商贩，陆续进入仁怀。

从这个层面看，地处川黔交界，仁怀县管辖的官渡境内，可能发生了盗抢事件。作为知县的吴光銮，有可能带兵前往官渡，剿灭盗匪后，组织群众开展重建场市，鼓励过往商贩定居官渡，发展商贸。

县志等文献资料中，对于吴光銮的政绩记载颇多，比如拆除月城、迁建鹿鸣塔、重建怀阳书院、修补仁怀县至遵义府的道路和桥梁，甚至还有他为茅台镇节孝牌坊撰文的事。但那两年，仁怀县境内似乎一切太平安好，并无剿灭盗匪记录，也未见吴光銮前往官渡组织重修街道、招抚流民等记载。

官渡“清慎清廉”碑，是本身就没有档案记载，还是编写仁怀、习水、赤水三地编修县志（或厅志）时的漏记？目力所及，我们无法确认。至于当地群众口碑中，关于“吴县令”卸任返乡时连盘缠都不够的说法，我们认为这是群众因对其感念而演绎出来的情感故事，而非真实存在。毕竟，光绪五年（1879年），吴光銮还是仁怀县知县，且是带兵剿匪，断不至于为返乡盘缠犯愁。更何况，他此时尚为青壮，后又先后担任过贵州思南府担任知府等职。

不过，我们发现，关于吴光銮的资料记载不系统，存在断点、年代混乱。他离开仁怀后，有的说是升任思南府知府，但思南的资料显示，他担任思南知府的时间，是光绪二十年（1897年）至光绪二十二年（1899年）。期间，他以“枉要一文钱难逃天鉴，祗凭三尺法不循人情”自勉，悬于府衙大堂。至离任，因剿匪有功、安抚农商得力、迁儒学试院，获赠“刚正廉明”匾额，竖有“去思碑”。还有资料称，吴光銮担任仁怀知县前，是贵州八寨厅同知，但又有论文引用民国15年（1930年）《八寨县志稿》指出，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至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，他还在八寨厅任同知，有续捐义谷事宜记载。此外，《清实录》中也有吴光銮的记载，但这次是由候补知府降为同知候补，时间是光绪癸卯年（光绪二十三年，1903年），理由是“轻躁喜事，难资表率”。

尽管如此，通过这些碎片化记载和碑刻可知，吴光銮总体官声不错，能在官渡收获“清慎勤廉”的碑刻，似在情理之中。今天，“吴知县”、吴光銮的故事，已在赤水、思南两地，被当地作为教育干部职工清正廉洁、一心为公的案例，制作成各种宣传资料，甚至塑像宣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