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寻仁迹】百岁桥背后的仁人义行
来源： 酱香仁怀 发布时间： 2023-11-07 作者: 黄黔华
赤水河边，仁怀著名的人文遗迹罐子口，茂盛的黄桷树和日渐残破的四合院，是昔日小镇繁华的见证。
罐子口，因赤水河在此形成一个状若坛罐的河湾而得名。附近出土文物表明，罐子口一带，已有两千年开发史，较早时有可能为场镇，并成为重要的隘口。
▲罐子口大桥
但罐子口一面临河，背靠大山，中部还有两条冲沟，限制了场镇的较快发展。自明末平播战役后迁入该地的赵氏，尽管实力强大，也只能很无奈地避开冲沟，在远离渡口的半山坡上建房。
赵罗氏，是清道光年间赵家娶进门的一个媳妇，娘家与夫家隔着一条赤水河。此时的赵家，在经历了改朝换代后，已不再拥有军户身份，成为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，只是相对其他人家稍微富裕一些。
赵罗氏的丈夫名叫赵柄，英年早逝，只活了30多岁。此后，赵罗氏操持着一大家人的生计。
今年80岁的赵汝松，是赵罗氏的直系后人之一。在他家里，保存着一本据称是“抄录历代家谱”的新家谱，有两斤重。“老太太很硬气，也很仁义，在周边的口碑很不错。”赵汝松说，上了年纪后，老太太经常坐在家门口，看赤水河上船来船往，看罐子口人来人去。
▲赵汝松翻看族谱
那时候，赵罗氏居住的房屋，就在今天罐子口四合院的后面，相距不远。房屋一侧，有一条冲沟，宽约4米，遇上下大雨涨水，沟上搭建的简易木桥，经常被冲毁，人们无法涉水过沟，只能爬山绕路而行。
赵罗氏在年入古稀时，曾当着众人许下愿说，如果能活到100岁，她就要在罐子口集镇的冲沟上修一座石拱桥，方便人们往来。
在技术条件和经济条件都欠缺的年代，修一座4米左右的石拱桥，是一项大工程。众人觉得，老太太只是说说，肯定无力实现，且她也未必能活到100岁。毕竟，那个年代，即便是清代皇帝，平均寿命也才53岁左右，而缺医少药的平民平均寿命更低。
但赵罗氏真的活到了100岁，成为按例可以载入县志的人物。“仁怀、桐梓两县的知县，提前就为她祝贺生日，还写了‘魁寿媊应’的寿匾。”赵家的另一位后人赵奎说。
▲知县所赠寿匾
百岁寿诞宴会上，赵罗氏宣布要兑现当年许下的愿——修桥。
赵氏族谱中未记录赵罗氏修桥一事，《遵义府志》《仁怀县志》中，对此也仅有一句话，许多修桥细节已无从知晓。但可以确认的是，赵罗氏随后几乎是倾其所有，并将所有心思都用在了修桥上。
历时五年，赵罗氏出资修建的石拱桥，终于建成，并命名为“百岁桥”。
旧时，桥梁建成后，都要举行类似今天通车、通桥仪式的庆典活动。这种庆祝活动叫“踩桥”。按照习俗，组织踩桥活动的“头人”，要发给第一个过桥人红包，后者又会将红包捐出，再恭请众人过桥。随后，其余过桥人也会送上红包，并由“头人”打开，一一宣读金额和姓名。而这些红包内的钱，最终会被用作弥补修桥经费不足，或用于新桥的后期装饰等。
“100多岁的老太太高兴得很，还亲自担当‘头人’，组织踩桥。”赵汝松说。
赵罗氏修建的石拱桥，采用当地出产的黄砂石修建，长约7米，宽约4米，两侧还有高约50厘米的石护栏。“小时候，我们都还经常在这座桥上玩。”赵汝松说。
▲鄢家渡渡口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一场山洪，冲毁了年久失修的百岁桥。此后，原址上修建公路，建起公路桥，百岁桥成为留在了老一辈的记忆和口碑中，还有县志、府志中。
从远古而来的赤水河，劈破群山，一路奔腾而下，直通长江，孕育了千年古邑仁怀，同时也造就出万千沟壑、幽深峡谷。长期以来，人们被沟壑和峡谷阻断前路，“看到屋，走到哭”，是这片区域的交通写照。
为了生存和发展，人们在适应自然的同时，也不停地筑路架桥，推动流域文明不断前行。百岁老人赵罗氏修桥的故事，正是人们改善交通的缩影，同时也是仁怀义举善行的见证。
历史上，如百岁桥一样，仁怀境内由民间自发筹资修建的桥梁和道路，以及免费的义渡，还有很多。它们当中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有很多已消失，但仍有一部分存在，有的甚至还在发挥作用。
酱香仁怀调查梳理发现，自明代末期以来，仁怀境内由官方倡导修建，或完全由群众自发修建的道路、设置的义渡，不包括民间口碑记录或未登记碑刻记载，仅是由官方明确文字载入的，道路超过200公里，桥梁有14座。
▲峡谷中的生生桥
道路方面：如乾隆五十九年（公元1794年），李博里庠生王荛章，乡约胥国珩、梁志绣，江西客长罗德永等人，历时两年，筹资修建蚂蝗沟、庙林场、水渡河、大槽等处，经长干山至遵义的道路，全长45公里，当时的知县顾廷愈捐银64两，并刻碑纪念；乾隆五十八年（公元1793年），乡人傅文提（碑刻为傅文杰）牵头，筹资维修岩桑溪盐道；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年），黄天才、刘世臣牵头，修筑大渡口段道路；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张显贵、刘子朋牵头维修沙坝河段道路；清中期，小湾铁匠坪人陈天爵（又名陈焕章），独自修筑四川至贵州茅坝石梁坝八十余里道路。
桥梁方面：清乾隆三十三年（公元1768年），知县陈于莲发出倡议，号召士绅民众捐资，修建浴泉桥，沟通生界至木石村古道；道光十九年（公元1839年），鲁班人孟启凤举合家之力，两修生生桥；清中期，小湾铁匠坪人陈天爵（又名陈焕章），修大桥、两河口新桥；乡人黄远禄修建城南的一元桥；黎仕龙、冯有章先后修建吴马口（今五马）万寿桥，及茅坝石拱桥；陈启敖、王乾榜募修高大坪老鹰岩观音桥；李树章、陈映熙等牵头募修五岔石拱桥等。
此外，清代以来，仁怀还曾设置过多处义渡。如：光绪十七年（公元1891年），陈天爵、陈王氏、陈彭氏捐献资产，在位于川黔交界的茅坝新渡，设立义渡；清道光二十七年（公元1847年），黎明街上八旬老翁柯道辉，在士绅中化募，造新船、招渡夫，将鄢家渡改为义渡；清光绪末年，富翁刘凤翔捐8石田产，设草帘溪渡口；清末二合监生张树本、庠生田荆等募资，设立二合树渡口；民国初期，陈泮香捐献资产，招募黎姓渡夫，设渡口滩义渡等。
▲高大坪老鹰岩观音桥
这些或由官员倡导，或由士绅牵头修造、或由平民捐修的道路、桥梁，设置的义渡，为那个时代的仁怀乃至整个赤水河流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，提供了巨大支撑，同时也成为仁人义行的实物证据，是今天“仁义为怀”的城市精神的注脚。
那么，明末到民国初期，尤其是清代，人们为何热衷于捐修道、桥，开设义渡？酱香仁怀研究认为，两个方面的原因，刺激了人们实施义行善举的热情。
首先，是传统的积德行善思想。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特质和核心价值。历代帝王和圣人，都倡导人们向善，要有仁人之心。孔子说:“见善如不及，见不善如探汤。吾见其人矣，吾闻其语矣。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。吾闻其语矣，未见其人也。”孔子讲的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道德要求，以至于见到些许小善便去实践，见到不善的东西则要赶紧避免。这种友善在发展过程中，形成了中华民族以善为美的道德风尚。清代编印的《德育古鉴》一书，倡议人们“日行一善”，并通过“日行一善功满三千”等，达到积善成德的境界，鼓励人心向善。
修路造桥，则是善的表现。明代思想家袁黄的《了凡四训》中，讲常熟徐凤竹中举故事时，就说这是因其父荒年接济乡民、修桥补路的因果，认为修桥筑路是福及后代的大善事。
因此，很多人尤其是有钱和有威望的人，就把修桥筑路，当成积德行善、庇佑子孙飞黄腾达的大事来做，也达到树立自身威望目的。
其次，是实际的需求。西南腹地的仁怀，交通等基础设施长期发展滞后。清代，成为南通北运、川盐入黔大通道后，商贸日渐兴隆，而国家给钱筑路修桥的预算不足，甚至连“国道”的经费都不够。于是，当时的统治者，为了解决财力不济、偏远地区发展的困境，便充分利用人们对善的理解，许以恩惠，加以引导，以官倡民修的方式，鼓励地方士绅、里首、乡约等，带头捐资或牵头募修道、桥，并在道、桥建成后，赠匾、刻碑纪念，或是给予一定虚职功名。
迫切希望更好交通条件的人们，出于自身发展和后世留名的需要，在国家政策刺激和地方头人带领下，一呼百应，积极募修道、桥。在这一类义举中，商贾往往是主力军。比如，仁怀岩桑溪盐道、三百梯盐道的修整，出现了大量商号、盐号和烧房的名字。
当然，仁怀人“日行一善”的行为，也不仅限于筑路修桥、开设义渡。比如，茅台镇的何大善人碑，记载了一位农民为过往者提供茶水、送照明火把等小事。而这些，都是“仁义为怀”城市精神的珍贵底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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